每年七月初的高考正值暑天高温天气，真是 “高(温)考（试）”了。孩子们在教室里汗流夹背地与考卷拼搏，许多父母也顶着酷暑在校门口守候，乾着急，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感叹今日的高考与我当年的高考多么的不同。

1956年我参加高考的前夕，突然发起烧来。我很镇定，吃了二颗阿斯匹林下去，很快就退了烧，第二天去赴考时，腿还软着无力，但头脑很清醒。母亲给我五角钱做车资和午餐。考试地点在上海交大。我步行到八仙桥乘双节有轨电车到徐家汇，只化七分钱。我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考场。那是一座用毛竹搭建的简易大钣厅。前一天伯父把他手上的自动手表脱下来借给我让我在考试时能掌握时间。但是在考试时我发现手表仃了。原来我左手伏在桌上不动，所以手表的自动锤长久没有上劲，表就走仃了。但表对我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考试的题目似乎不难，我得心应手地做好了，自己觉得还满意。上午考二门，下午考一门。中午买了半斤饼乾当午餐。总共考五门课：数、理、化、语文和政治。第二天上午考虑二门，十一点多钟就离开考场了，从此跟中学的课本再见了。

八月的一天，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跑到天井去，邮递员交给我一封开口信。我打开信前，看到信封下沿印着 “北京大学”的字样。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拆开信封，里面是入学业通知书。于是我知道我被录取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去首都上学，去全国最高学府读书，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但是我并没有欢跳。摆在我前还有许多难题呢。

1955年父亲因涉及反胡风运动在他壮年41岁时与世长逝。留下母亲、我和二个弟弟，还有失去她的独子的祖母。家里没有人工作断了收入。当时家里只靠在外地的二个哥哥寄些钱来，母亲去做一些零工来维持全家生活。本来我可以到父亲的出版社去顶职。但是中学校长和老师都阻止我辍学，并答应给我甲级助学金，使我终于读完高中。现在家中一贫如洗，如何去北京上大学？但那个时代贫穷是光荣的事，国家有一些济贫的政策。我去设在华东师大的高校的招生委员会申请，很快就得到了一张去北京的免费火车票，还有二张印有 “华东区新生北上团”的行李标签，让我免费寄行李。

九月金秋的一天，一辆满载北上新生的专行列车就要从上海北站开出，一位同学冲到车箱边，从窗口递进一大包梨子，送给我们路上吃，我们是多么感动和快乐，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上海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的弟弟。从此我们再没有见过面。火车从上海开到北京开了六十多个时。每个大站它都不仃，却专门仃在荒僻的小站上仃，而且一仃就几个小时。因为它得对任何别的列车表示礼让。但这对我们这些从未出远门的孩子来说，还愿意火车走慢些才好呢！

大学热忱地欢迎我们这些新生。新的学生宿舍还没有造好，我们先住在体育馆的稻草地铺上，我们也感到很有味呢！学校很慷慨，给了我甲等助学金，每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另有四元生活费。我每月伙食花不到十元，这样余下的钱足够我买课本和本子等。十八岁的我已经离家独立生活了。现在想起来，那段经历是多么的平淡而自然，仿佛水到渠成。不像今日人们那样紧张、关注和焦虑。父母对孩子的过份的关照反而造成对孩子的压力，使孩子背上沉重的负担，这无疑对教育和孩子都是有害的。难道我们今天的生活道路就那么狭窄，除了进大学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人人都得逼孩子去走独木桥？激烈的竞争是需要努力去拼搏的，但应该着重在平时的努力而不在临考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