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都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这次菜市口秋决，出了点麻烦，监刑官，刽子手，对着这具身首分离的死尸，直吮牙花子，不知如何办才是？因为一位刑部衙门的文案，指着这份将汪景祺斩立决的谕旨，上面还有雍正爷的朱批，写着“立斩枭示”四个字，“立斩枭”遵旨照办了，还有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陛下的意思，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示者，公示也，也就是公开展览。让大家看看，跟皇帝老子作对，会有什么下场？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当下文人鼓吹的“盛世”帝王的胸怀？整个看来，康雍乾三帝，一个赛过一个，不是东西。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豪华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心想，我要登上皇帝的船，不被皇帝吃了，也会被皇帝身边的人吞了，岂是我能去的地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还大唱赞歌，“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居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一代鸿儒，也非等闲之辈，康熙年间，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这位马屁大王被年羹尧延请入幕，聘为文胆。

    其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视为罪大恶极之证，八百里急递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他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我估计，批示文中“此种”两字之间，也许雍正漏写了一个“杂”字，在他看来，这个杂种文人，太招他的恨了。